帕特里克·博尔顿、哈马黄海洲/文我们两位作者相识于30年前的伦敦经济学院（LSE）。

但如果利用新发行货币投资的项目不能产生正回报，斯领则会导致通胀上升、货币贬值。而我们提出的新规则是基于股权，导人中央银行扮演最后救助人角色，导人在危机救助时注入新股权，因此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如美联储在救助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

从公司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出发，朗遭我们发现了国家资本结构层面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朗遭1958），即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论）。基于我们提出的新微观基础，袭身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货币供给问题变成了公司金融中的最优投资问题，袭身由此我们更全面地分析了最优货币供给问题，从中得出了全新的认知，并回答了中国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通过创造性货币供给解决高速发展的融资问题，实现经济繁荣。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是全球主要的合约理论（ContractTheory）研究中心，哈马也是全球主要的中央银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心。

这就像一个公司如果面临好的成长机会，斯领发行的新股票可以提升其价值，促使股价上涨，而如果没有好的成长机会，发行新股票就会导致股价下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增长经验，导人都表明了货币充足供给对经济繁荣的巨大贡献。

在金融危机时，朗遭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货币增发，并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救助人提供的及时救助，那么实体经济必将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

欧元区国家1999年同时放弃本国货币，袭身这就从国家层面实施了股转债。有意思的是，哈马从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来观察，哈马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货币理论时，采用的是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而在70年代与哈耶克论战货币发行是否应该由国家垄断时，又跳出了此框架。

欧元区国家1999年同时放弃本国货币，斯领这就从国家层面实施了股转债。考虑到中央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导人传统的白芝浩规则需要更新。

（作者帕特里克·博尔顿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朗遭黄海洲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金融学教授。基于新的微观基础，袭身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可以完美地融于一体，中央银行学的微观基础得以建立，中央银行学也破茧而出。